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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实录》是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载有历代皇帝实录和历代人物列传的阮朝正史，是研究越南近代史的基本史料。本文从其编修过程，主要内容，版本及流传情况，史料价值，与史实不符的若干记载等方面对这部庞大的修史书进行初步研究。越南出土的唐代贞元时期的铜钟—青梅社钟，镌刻有大量的汉字铭文，反映出唐代中后期已经解体的府制度，在安南都护府因为特定的政治功效而得到了施行；亦反映出女性在当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佛教在唐代安南都护府地区的兴盛；铭文中施主姓名亦呈现纯汉名与越南本土名字并存的现象，反映出了汉文化与当地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近日查阅中新发现一幅登载于《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的李大钊与顾孟余合影。通过对照片承载的信息和对当时报刊新闻报道的考证、推断，笔者认为，此照片应是1926年3月12日上午9时余李大钊、顾孟余出席国民党左派在北京三殿(由起，直至太和殿)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公祭活动时的合影。耐人寻味的是，《世界》画报所发《被段祺瑞通缉之五人》使用的李大钊照片，竟是后来《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登载的李大钊、顾孟余合影的一部分，只不过抹掉了照片上的背景以及顾孟余像那部分，仅留李大钊一人的照片，其刮擦痕迹明显。《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发表李大钊与顾孟余在太和殿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公祭活动的合影，体现了国共合作、继承孙中山遗志，掀起国民的时代主题，其寓意深远。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耳饰大体包括玦、耳珰、耳环及耳坠。玦又分为素面、阴刻环纹及配宝珠三种类型。耳珰可分为圆柱形和圆环形两种类型。耳环表面有的为素面，有的刻环形纹或花瓣，有的镶嵌两排宝珠。耳坠则分为挂穗形、尖锥形、桃心形和宝珠形四种。其中，素面耳环和宝珠形耳坠一直流行。在古代龟兹，只有王公佩戴耳饰，而且地位越高佩戴的耳饰越复杂，说明佩戴耳饰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尖锥形的耳坠仅有女性佩戴，说明不同的性别在佩戴耳饰的种类上有一定的差别。龟兹地区民众在耳饰的佩戴上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一定的创造性，他们没有佩戴玦和耳珰，显示了与古代新疆地区耳饰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在耳环样式的选择上，又选取了源自印度和中亚的样式。至于耳坠，则是在借鉴印度中亚耳珰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的类型。南阳市万家园画像石墓位于南阳市独山大道与光武路交叉口东北角。该墓为砖石混合结构，由墓道、封门、墓门、两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共用石料11块，画像石9块。由于该墓被盗扰，仅出土了极少随葬品，但从该墓的形制、画像题材、雕刻方法等看，其时代为西汉晚期偏早。该画像石墓既保留了汉代画像石墓初期特征，又体现了兴盛时期的早期特点，反映了南阳画像石墓由初期向兴盛时期过渡的情况。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经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临汾盆地。从整体看，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族团的国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后期的主人是帝尧。《保卣》是解放后洛阳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各家对其铭文的解读很不一致。本文认为器者"保"应为召公奭，因他参加周初迁殷遗民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成王的赏赐，为其父文王作宝尊彝以示纪念。徐堡城址是豫西北地区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唐虞时代。关于它的性质，迄今学术界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根据当时黄河改道洪水四溢的历史背景，加上城址北垣又被沁河冲毁，我们认为它同大禹治水有关，很可能是禹在覃怀治理洪水时的重要城邑，也是覃怀地区黄河文明的中心。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史上几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了真实的。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高丽、流亡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政治史上重要的胡族人物。其墓志中对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墓志书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