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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后，清与法国于1885年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即《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中法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会勘了与越南的边界。博物馆馆藏的桂越边界与粤越边界旧界碑就是此次勘界后中法共同竖立的。这些中越旧界碑见证了百年前的中法战争以及中法会勘广西、广东与越南边界等重大事和外交事件。"引河沟灌大梁"是古代事史上的水攻战例，也是封城市生命个周期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事件，对封城市发展影响深远。此次水攻，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前贤关注不够。本文在复原大梁城城墙和城门的基础上，再将王贲"引灌"前后大梁附近河道的变化呈现出来，依此反推出王贲灌大梁城时的引水地点和筑坝方式。在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处墓地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葬俗，而在这两处墓地的墓葬中或特意辟或划分出空间、或在埋葬顺序上刻意加以区分以埋藏大量高领罐，以及由此宣示财富、显示威望的观念，正与这个地区不同族群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不断出现新的社会联合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互为表里。1年，对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夏商至春秋时期房址、灰坑、沟、水井及柱洞等，出土陶器、印纹陶器、原始瓷器、石器、铜器等遗物，还出土了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物，为认识皖南和沿江区域先秦时期文化面貌了重要，也为我们从当时基层社会的角度来探讨青铜器的生产、流通等了新线索。顺治朝为清国时期，明末的一些遗风此时仍在延续，瓷器方面则显示出承前启后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故宫藏带有顺治纪年款的瓷器总结出顺治朝瓷器的基本特点，故宫藏单色釉云龙纹盘应为顺治御窑厂瓷器的典型式样；同时根据藏品中带有"大清顺治年制"窑款瓷器的品质不同，结合文献史料提出御器厂在顺治八年甚至更早已经恢复生产；顺治十一年当为御器厂独立建立窑厂为清宫烧制瓷器的标志，但其发展有起伏，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南阳郡国五铢铜范及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建时发掘的一批西汉墓葬中出土的郡国五铢铜钱等实物，对南阳郡国五铢铜钱的大小、轻重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探讨。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先秦史籍，对于研究东周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该篇记载了不少有关宋国的史事，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如《左传》等文献将宋人截杀申舟的原因归于不道于宋，是楚人理亏，《系年》则明确记载申舟曾路于宋，申舟被杀源于数年前与宋国君臣的积怨；华元弭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但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后世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存有怀疑，《系年》原原本本记录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印证了《左传》记载的可靠性；《系年》还记录了许多战国时代宋国的史事，可以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依据葫芦沟墓地中存在的空白地带可将其划分为北、中、南三区。该墓地的中、晚期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墓向、葬式和随葬品。墓地还体现出性别和年龄在区划社会集团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葬入的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作为人类繁衍的基本单位，即夫或父母加上子女的这种家庭因素则明显弱化。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为主。与香炉石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在早期文明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其生业方式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的生业方式则可能趋同。阮元学问淹通，对金石的搜访和研究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宦游各地时访求、鉴藏吉金和贞石便是其案牍之余的首要活动，而与各地金石学人之间的广泛交游是其金石活动得以延续的基础。阮元的金石交游活动是以自己为中心，通过"金石"这一媒介，与各地的金石学人发生交集，搜访、鉴藏、研究这些金石是阮元与他们交游互动的产物。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阮元不仅实现了与其他金石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编织出以他为中心的情感交流群体网络。根据与之交游的金石学人身份及所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亲属、同乡、师友、弟子及石刻刻工等5类。本文尝试从阮元先后宦游各地的时间脉络看他与各地金石学人之间长达近6年的交游活动，梳理出不同时间段的交游群体所进行的活动和取得的成就，并从中总结出其金石交游活动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