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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藏有明末画家曹堂《深山观瀑图》一幅，笔者根据仅有的史料记载对曹堂的生卒年简要考证，另外还对这幅画的风格作了较为详细分析。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寒林聚禽图轴》因存名款，而传为南宋画家高焘仅见的一幅传世绢本设色花鸟画。一定程度上，基于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高焘有可能出仕金源，因此该画现今被归为金代绘画作品。而笔者辨析的观点是：作为见诸南宋画史邓椿《画继》而籍贯川陕抗金重镇(今陕南汉中略阳)的画家高焘，从无史料证实曾叛降金源，高居翰对此亦语焉不详；根据略阳所处抗金战略要冲的地理背景和《寒林聚禽图》本身创作意境，南宋高焘该画仿佛更可能蕴涵抗金时代征候并具有一定积极政治倾向。这从《画继》作者邓椿与投笔从戎到汉中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交游，以及《画继》本身着录南渡入蜀画家甚夥的取舍上，也可见当年抗金文学、艺术界的一致性。况且高焘名列《画继》特设的"岩穴上士"篇章，足见他是一位带有高士色彩的隐逸画家；想来同时作为众多南宋略阳抗金民的一份子，高焘是怎么也不可能沦为主动投敌的伪职画家的。玩其画底寓意，"归鸟"、"聚禽"主题似有民族认同归属感存焉。本文通过对北魏史料中"身备三仗"一词具体含义的解释，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人员的装备系统。汉代以来，以往长期沿用的装备系统，经与边境族群战火洗礼，出现新的变化趋势。魏晋南北朝时代中，不同战术功能的种以下列作为区分：抛射性、砍斫性 (配楯)和击性矟。一部分技艺精湛的战斗人员，有可能复合装备矟— 矢、矟—楯，或楯— 矢。"身备三仗"即指精锐武装人员，身上同时复合装备以矢、楯和矟三种战术功能截然不同的。这种复合装备的现象，有可能是中古时代战争技术与内亚族群事文化交叉影响下的产物。对以"身备三仗"为代表的多种复合装备现象的分析，可以展现中古人的装备系统和战斗技艺，而追溯中古时期事审美传统，更是观察古代事文化的独特窗口之一。以往一般认为郑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但通过考古发掘的检索与分析，该制陶作坊遗址中包含有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制陶文化遗存。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二里岗下层一期该制陶作坊已经兴建并始使用，二里岗下层二期生产规模进一步发展，二里岗上层一期进入繁荣期。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二里岗上层二期的文化遗存，可能此时该制陶作坊生产规模缩小，亦可能已经废弃。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几个人名用字。义叔簋之，过去着录及文字编的释读皆欠妥当，其字可拆分为左右两部分，左旁从詹鄞鑫先生意见应是捪的表意初文，右旁为夕，整个字应该分析为从夕捪声，极有可能是为晨昏之昏所造的专字。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两西周铜盨的器主之字写作，各种着录及文字编多误析为两字，本文首先肯定了其为一字应释作敢的意见，进而分析其形体下部为"弁"，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础上所作的变形音化。讨论了盖铭多出的字，认为是器主伯敢之名，从名字相因角度怀疑可读作击杀的击。博物馆藏" 人民之印"，学者通称为新枚"国印"。长期以来，关于此印的镌铸细则、印文确定、交付镌铸和启用时间、镌刻者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依据博物馆有关该印的文物档案，以及档案馆的有关记载和其他相关历史，结合本馆对此文物的鉴定，回答了上述问题。地处大渡河源头区的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遗存归属于包含一定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本土文化因素的马家窑类型，哈休先民以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以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两个区域同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差异应与地貌环境、海拔高程甚至区域经济传统有关。6年，在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乞扶令和夫合葬墓。此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小龛、过洞、天井、封门墙、石门、甬道及墓室等部分构成。出土的陶俑及其他各类遗物具有隋代早期特征。由墓志铭文可知，墓主乞扶令和死于隋大业六年，唐贞观元年与夫人郁久闾氏合葬。照市春秋时属莒国领域。8年3月日照市东港区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这是继山东发现黄国太子伯克盆、陈国大丧史仲高钟铜器后的又一次新发现，为研究春秋时期莒国与樊国的关系了重要依据。7年，焦作市中站区出土了靳德茂墓志及彩绘陶俑。通过对墓志的考释可知，其与《东庵集》等文献所记载内容较为一致。它们可以验证元朝的某些历史事实。这批出行方阵彩绘陶俑，明显具有蒙古文化特征。这些出土文物，对元代医政、选制度以及怀孟路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火烧洞的选址、规模、形制、造像特征等遗迹现象出发，结合《魏书》中记载的龙门石窟工程选址特点、洞窟的规模、古阳洞初始龛像及云冈二期窟像与南朝萧齐石刻造像，通过对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龛造像记中关于孝文、宣武时期造像记述的重新解读，认为火烧洞即杨大眼造像记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踪""盛圣之丽迹"，从而得出火烧洞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凿的大型洞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