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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复合族徽铜器种类甚多，主要有食器之鼎、簋、甗、鬲，酒器之爵、觚、卣、觯、斝、瓿、尊、彝、壶、罍，水器之盉、盘，乐器之铙，之钺、戈等。这些铜器几乎涉及青铜器各类别，其在同一墓葬中常常与单一族徽铜器的种类不同，而铸造则显得比同墓所出单一族徽铜器的形体小、器壁薄、重量轻。复合族徽铜器见于同一墓葬，往往有主次之别：有些可能是墓主的子女及其配偶所铸造，有些可能是墓主的亲朋好友所赠送。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复合族徽铜器共有17种组合，有关墓葬可划分为四个等级，能够确定墓主生前绝大多数都是中小，而随葬复合族徽铜器主要取决于其能否与其它铜器配成一套或一组礼器，并不在于体现其族氏属性。这些情况表明，复合族徽可能不代表族氏组织，而仅仅是族氏关系，即为同族分化、不同族氏联姻或联盟关系的表示。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一枚铜印，印文篆法工整秀美，构形奇特诡异。它的上部呈圆圈状，下部则与金文及《说文》篆文" "字的构形相类，当是" "字的别体。曹操名操、字孟德，因" "有平定之义，与"操"的含义相关联，故印文" "当是曹操的本字，而"孟德"则是其功业有成后新增的字号。这则印文中部向内凹陷，它可能是曹操专门用于钤盖封泥的印章。当阳峪窑瓷枕以其特色的工艺、洒脱的装饰代表了当阳峪窑的制瓷水准。本文论述了当阳峪窑瓷枕的装饰工艺特点，并将当阳峪窑瓷枕与河南其他窑口瓷枕以简要对比。夏商周时期钺的权意义源于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的石钺始代表墓主人的事身份，崧泽文化的钺始代表事统帅权，良渚文化中钺及其代表的权地位更加重要。大汶口文化的玉钺象征权，而龙山文化中玉、石钺的意义分化，陶寺文化中玉钺代表的权社会地位较高。夏以钺代表权，或受了陶寺和龙山文化的影响。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中部进行发掘，发现了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根据所出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特征，推测这批遗存主要属于宝墩文化期，部分堆积时代可能略早。这批材料有助于认识高山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富原寺是古日本吉备国的佛教寺院。该寺院遗址出土的1件莲花纹瓦当，与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出土的B型双瓣莲花纹瓦当相似，但又显个性特征。该瓦当应是对唐朝宫廷瓦当的仿效，是古代东方丝绸之路遗物。本文通过对《通史陈列》及其三次大修改的回顾，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认为《通史陈列》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以历史为内容，以文物为佐证，以辅助展品为必要手段，展示自远古迄清朝的历史概貌，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历史陈列。东周时期齐国修筑的齐长城，西起济南市长清区广里村南，东至胶南市于家河村入海。具体修筑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发现的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二章，记有三次晋伐齐的战事，均与齐长城有关。次发生在公元前441年，记有齐国始筑齐长城，为文献中所首见，使齐国始筑长城的具体年代终于明了。同时文中记载其为沿济水修筑，由此始知齐长城的完整布局，对齐长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通过文中纪载并结合考古调查，可以断定济水段齐长城南至谷丘、北至渤海。第三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齐国因内乱向晋投降，并被迫订立禁修长城放弃廪丘的盟约，列国于次年朝见周天子，三晋被封为诸侯，战国格局形成。这两章简文不但揭示了齐长城的始筑年代，据此对其时代背景及列国关系，也有了更深刻认识。身历明清鼎革的王铎，存世绘画不多，但山水作品别具一格。经梳理可知，他创作的山水画在晚明时较少，入清之后则渐次增多。其画构图专取五代荆浩、关仝惯用的高远之法，气魄博大沉雄，间或运用唐王维、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画面不失于单调、重复。王铎的山水画成就多来自"临古"的艺术实践，他既能从中汲取古人优长，又能不拘泥于前贤绳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羁绊，强调藉简括朴拙的笔墨表现雄强高阔的万千气象。这正是他经由"临古"之途，实践"创新"之思，得以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铎笔下的山水别有幽微之义，或在排遣身仕两朝的纠结情绪之际，存有诠释林泉志向与期冀致仕的隐衷，或借思乡之情而传达出怀念故国的情绪。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着录的书画作品。昼锦堂遗迹是宋代园林艺术的重要代表；而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则是对昼锦堂艺术意境的还原与深化。对二者的同时解读，对理解古代园林艺术理论真谛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