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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 ，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据文献记载，华北至少有39处古代锡矿，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与陕西。因此，不能排除商代在华北获得锡料的可能性。此外，内蒙古与新疆产出许多锡矿，而邻近的阿尔泰山、叶尼塞河谷地以及七河地区，均有丰富的锡矿，其中部分矿区从安德罗诺沃文化以来即已被采，因而还需考虑商代是否有锡料来自中亚地区。北宋时期，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始有了大规模的刻帖出现。在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北宋方刻帖一是《淳化阁帖》，一是《大观帖》。北宋雕刻、造纸、制墨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刻帖的兴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淳化阁帖》、《大观帖》的刊刻，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科技的巨大发展。《淳化阁帖》是历史上部大型修刻帖，亦称《阁帖》、《淳化帖》。宋大观三年(119年)，宋徽宗赵佶命蔡京主其事，更定编次《阁帖》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史称《大观帖》。《大观帖》在《阁帖》每卷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纠正了一些错误，在雕刻工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到了南宋，私刻帖规模越来越大，遍布，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北宋方刻帖成为历史上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重要的宝库，在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阳"是东周时期郑国、韩国的北部重镇，《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华阳之战即发生于此。7~1月，对华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护城河、防御墙、坑及早期壕沟等完整的城防体系，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华阳城的文化内涵、修建过程等增添了新。本文通过对罗布林卡藏品的比对研究，认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鎏金大白伞盖佛母可能为"雪堆白"造像，并深入介绍了"雪堆白"造像工场的历史和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以及历史上众多大白伞盖佛母形象的分布与地域特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尉氏刘氏"一系所载和《元和姓纂》等书记载颇多抵牾之处，由于缺乏，是非对错较难判断。本文据近年出土的刘煟墓志，对史书所述刘氏世系进行了校补。临朐县豹子崮摩崖造像、石佛堂磐石造像、外头崮摩崖造像。分别代表了唐、宋、金三个时期的造像风格，这些造像对研究唐代及宋、金佛教造像艺术，宗教信仰题材等，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本文试图将山西垣曲古城东关早期文化遗存陶器化学组成分析与考古区系类型相结合，利用SPSS软件包，通过五方面论述，分析该遗存各时期陶器化学组成的特征及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比较。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