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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赞成《也谈"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好和殷墟好墓出土的带"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好。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南阳汉画像石中女性的发式以发髻为常见，主要有高髻、椎髻、双丫髻、圆髻等几种髻型；发饰则主要有发与髻、頍和帻、冠等，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头发追求和认知。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晚清，墨学复兴。五四时期，墨学更受思想家重视，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墨学的热潮。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墨学救治时弊；以墨批儒；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发掘墨学中的科学成分。世纪9年代，在洛阳发现了明代饶阳县簿刘鼎和太吏目徐道两座纪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随葬器物，这是洛阳以往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见到的，对于研究明代吏情况和瓷器手工业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出土的明代方城镇国太夫人赵氏墓、伊藩方城府镇国将朱典栉墓、辅国将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随葬有墓志及陶俑、铅器等，对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点等，都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应国墓地出土柯史簋铭文的解释，揭示了西周晚期柯国嫁女儿于唐国的历史事实，并对柯国、唐国历史进行简单考索，同时提出了柯史簋辗转流传于应国的可能途径与方式。东北地区末次冰期的旧石器遗址的埋藏地层分为4个阶段，旧石器文化可划为3期，分别距今2.5万～.8万年、5.万～2.5万年和7.3万～5万年。各期的变化时间与末次冰期的两次气候强烈转变相吻合，体现了东北地区末次冰期人类适应方式的两次飞跃。前一次的飞跃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第二次的飞跃似与外来因素的进入有关。山东出土铜(钅和)可分为两型、五期。春秋时期流行椭圆腹(钅和)，战国时期流行圆角方腹(钅和)。春秋早期流行单环耳(钅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流行双环耳(钅和)。春秋早期偏早铜(钅和)产生于鲁北地区，其原型为陶罐；春秋早期偏晚传播到沂沭河流域。春秋晚期铜(钅和)的分布范围南达湖北、江苏，北达河北，西达甘肃，至战国中期逐渐消亡。在次可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吴汝纶是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研究吴汝纶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的各种努力。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